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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司法裁量与行政监管当合力

来源:网络整理 人气:次浏览 发布时间:2019-06-12

“世界环境日”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施行《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明确,省、市地级政府等行政机关可向法院提起三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申请司法确认。

此番司法解释新规对司法实践中“亟待明确”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问题予以规定,包括受理条件、证据规则、责任范围、诉讼衔接、赔偿协议司法确认、强制执行等等。在此之前,全国范围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一年有余,包括司法解释中涉及的“省、市政府可提三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内容,在全国范围的试行方案中已有具体安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因提起主体的特殊性,被称为“官告民”,此前检察机关就环境污染问题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也被称为“官告民”,此番司法解释新规为两种“官告民”的衔接做了程序理顺。规定第17条明确,“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两种“官告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优先性,在前序诉讼终结后,司法还应对民事公益诉讼“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做出裁判。

两种“官告民”及时“补位”,有助于确保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全面实现。更进一步来看,检察机关还有权就地方环保部门的不作为,对应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乃至诉讼)但未启动的情况,用行政公益诉讼中必经的诉前程序督促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有机结合,促成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司法与行政无缝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提出,在执行《若干规定》过程中,“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要充分尊重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防止审判权“越界”进入行政监管领域。

从行政与司法的属性来看,司法具有“不告不理”的被动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提起主体,同时也是日常环境执法的主体。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责任人“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也是《侵权责任法》明确的承担侵权赔偿的方式 。以 行 政 执 法 促 成“恢 复 原状”、“赔偿损失”同样有法律依据,此番司法解释新规首次将“修复生态环境”列为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方式,为环境行政执法的多元手段促成生态恢复提供可能。

司法解释新规不仅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充分考虑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处境,而且在司法确认问题上明确提起诉讼的是“当事人”,而非仅为省市行政机关。尽管此前提起司法确认诉讼的多为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层面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双方对“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都有反悔的可能,赋予和保障磋商主体平等的司法救济权利,才能使社会纠纷中的公正属性有制度保证。

两种“官告民”的制度加码,是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宣示,也是司法与行政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问题上全方位无缝衔接的表现。“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局面必须改变,从制度上理顺司法与行政介入的节奏,二者形成合力对生态保护颇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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